老百姓常说：民以食为天。自古以来，黑土地种下的都是农民的希望，生存的保障。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更是提出了提出解决好种子和耕地问题，核心逻辑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宏观指引。种子是农业的“芯片”，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无论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还是农民增产增收，都必须打造好农业“芯片”，才能牢牢把饭碗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

在辉南县辉南镇一间不起眼的“陋室”之中，就有这样一位古稀老人，用一生的心血铸就出属于农民的“芯片”，在稻田里完成了颠覆式的“种子革命”，为农业生产开辟了增产增收的新路径。他叫高玉森，出生于1949年10月这个荣耀的节点，现任辉南县宏科水稻科研中心主任（法人代表），高级农艺师。

1971年，高玉森被辉南县农业局选派去海南从事种子繁育工作，1972年被分配到辉南县原种场，同县领导下乡蹲点，1974年调到辉南县辉南镇农业技术推广站工作。近五十年的农科生涯里，高玉森投身于种子和农技推广事业，引进试验和示范的品种达200多个，先后筛选推广的30多个农作物品种在当地农业生产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以农民增收、米业增效为目的，立志培育出高产、优质、好吃的水稻新品种，自投大量资金，苦心钻研，历尽艰辛，终于成功培育出中熟、优质（一级米品种）、高产水稻系列新品种“辉粳7号”、 “宏科8号”、“宏科67号”、“宏科88号”、 “宏科87”、“宏科79”、 “宏科57”等27个水稻新品种，为吉林省农业发展屡建新功。2015年10月，高玉森荣获吉林省创新创业好人标兵，同年12月，荣获爱岗敬业“中国好人”荣誉称号。

五十年前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毛头小伙”高玉森带着南繁的征尘，背着行李跟随县政府的农村工作队坐着生产队的大马车，一路颠簸的来到辉南镇大阳屯，开始了他一生研究种子的生涯。贫穷落后的小山村里，社员都在为填饱肚子而发愁，科学种田就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传统的水稻“水育苗”方法生长慢、产量低，高玉森在安营扎寨的第二天就向生产队长建议，改变沿袭几十年的传统种植模式，让小山村第一次有了旱育苗。变革的阻力和压力让高玉森一刻也不敢怠慢，队长的孤注一掷、社员的质疑不解，都让这条路布满艰辛。那一阵子，高玉森既是技术员又是庄稼汉，做床、浸种、催芽、撒种、施肥、盖土、扣膜、拦绳，他的一系列做法，成为了当地水稻育苗技术的一次革命。

通往试验田本来是条杂草丛生的羊肠小道，结果硬是让高玉森踩得溜光坦平，被社员们戏称“科学的小路”。为了解水稻的长势，高玉森不惜放弃星期天和节假日，起早贪黑蹲在稻田里、池埂边，忘了吃饭，忘了回家，一守就是十几个小时。一天晚上，生产队长提前来到地里，他要看高玉森到底在干什么，看了两个晚上，他终于明白了，高玉森在听水稻的私语声，那个声音在一般人看来是那么枯燥，可在他的心里却像听到了水稻大丰收的序曲。

功夫不负有心人，秋天打场时，社员们心里乐开了花，粮食总产量由原来的17万斤，一下增加到了21万斤，这在当时可是个了不起的成绩，生产队长从县里捧回了大红奖状，一脸灿烂地对高玉森说：“这个奖状是属于你的”。高玉森快人快语地说：“和俺想的还差一大截子，咱还要培育出咱自己的品种，让社员收成翻个个”。正因为有了这种执着，才有后来倾尽家资，耗尽毕生心血，历经磨难，令人震惊的科研成果。

高玉森有过两次婚姻，但都不幸解体，在许多人眼里，这是一个谜，其实很简单，大凡从事科研的人，钟情于事业超过照顾家庭，当家庭和事业需要做出选择时，执着于事业的人，对不起的只能是家庭。高玉森的心里，装着的只是农民是否有足够的粮食填饱肚皮，这是他一生的追求和梦想。

种业是农业领域科技含量高的基础环节，而选育种子是培育种子最直接、最有效、最便捷的途径，也是经过千百次实践得出的结论。优质的种子只能从本地的大田里去寻找那脱离了原品种生长习性的种子，因为它适合本地的气候条件、生长环境、土壤结构，要想在一望无际的水稻大田里找到理想的变异种子，那可不是一种容易的事情。必须具备一双洞察力极强的眼睛，同时要有超出平常人的耐力，需精心筛选，仔细比较，耐心观察，才有可能在水稻的大田里有所发现。为了寻找那变异的品种，高玉森在水稻的开花期和结果期都要一丝不苟地去观察，去发现，去辨别。高玉森整天泡在稻田里，稍发现一株有点异样的水稻便急忙用放大镜进行观察。如果有价值，掏出随身携带的标签，挂在那株水稻上。为了观察水稻的变化，他常常带着干粮和水整天不离稻田，饿了就咬口干粮，渴了喝口水，眼睛却一直搜寻着，因为水稻的开花期和结果期就那么十几天，错过了时间就得等来年了。

1997年的夏天，气温高达29度，多嘴的蝈蝈不再欢歌，高玉森像往常一样，戴着大草帽，高挽裤腿，在稻田里寻找，突然他眼前一亮，终于在通育124生产田里发现了一株自然变异的水稻！高玉森的心狂跳起来，他急忙在这株水稻上做好记号。那几天他高兴得像个孩子，逢人便说，见人就讲，如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接下来他就利用这变异的单株水稻进行选育，然而选育种子所需的试验田和经费，这些他都没有，为了筹集科研经费他费尽周折，伤透脑筋，种过金珠瓜，养过鸭，整过鸡，都没有挣到钱，找人借、贷款，他都尝试过，不是吃了闭门羹，就是冷言冷语，就连他的亲眷朋友都退避三舍。有人劝他：“务点正事吧，研究种子，那是科学家的事，不是咱这种小人物该干的活”。

在那段时间里，他整夜整夜睡不好觉，一下子苍老了许多，研究种子的路似乎走不通了，他想放弃，可一想到农民买种子时满脸茫然的样子，他就心尖作痛。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培育出农民喜爱的品种，让他们填饱肚子。在这种情况下，他高息借钱，承包了一家农资商店，经营种子、化肥、农药，开创了以店养研的新路，没有地他向农民租，没有整地设备，他花钱雇，没有人手他找农民兄弟帮忙，他像一位老练的庄稼把式，泥一脚水一身地滚在实验田里。春天同农民一起下地，浸种、育苗、施肥、插秧、田间管理，每个环节都不松懈；秋天观察选种、记录、单割、单收、单打，品种的抗病能力，株高，分蘖的最佳时机，插秧的深浅适度，品种的生长时间，品种的产量都要分别门类的做好台账，以便来年再进行试验。没钱买单打的脱粒机，他就用自行车的轮子转动后打稻子，一天下来人累得都不想吃饭。

就这样，高玉森年复一年坚守着，以一种超出常人的毅力在没有经费的情况下自筹资金奋斗了20多年，终于迎来收获的一天，先后培育出了宏科系列省级优质、高产、多抗水稻新品种17个，以稳产、高产、米质好、口感好、抗病能力强的优势在东北三省大范围推广，总面积达到450万亩，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此期间，高玉森主持实施了国家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两项，国家星火计划两项，省级项目三项，被农民亲切地称为“送财神的人”，吉林的“袁隆平”。

高玉森给人的印象就是：他像个农民，一席布衣，一顶草帽，一双灰布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脸和脖子又黑又糙，像荒芜的山坡，似龟裂的土地，尽是岁月的风霜刻下的皱纹，“农民”这一光荣而朴实的印记，已经深深融进了他的血液与骨髓里，如今的他尽管已名扬省内，成了名副其实的育种专家，但他的本质特征永远是农民。

插秧季、施肥时、秋收前，高玉森会和助手们邀请本镇、邻乡、外县的种粮大户们来到他的试验田，让农民兄弟亲身感受优质品种带来的好收成。他头戴大草帽，高挽裤腿，脚蹬胶鞋，与农民面对面交流，耐心解答他们提出各种问题，还让助手们安排农民兄弟吃饭。每逢推介会、科普大集，他都会像农民赶集那样，带上精选品种，背上电饭煲，接好电源，即使去镇里或县里参加人代会，他也不放过这种机会，一到休会时，就做一锅热气腾腾的米饭，让大家分享他的成果，因此他也被称之为“背着饭锅的代表”。

高玉森属于那种热心肠的人，看不得有人受苦。他不止一次地说：“我是农民的儿子，和农民滚了几十年，知道农民不容易”。农民种地有了困难，他都会义不容辞扶一把，大田里起了虫灾，农民不知道用什么农药，他就会跑到田里认真地查看，然后告诉农民这是什么病，用哪种农药解决。有一年他的宏科水稻科研中心按订单收购了农民手中的水稻，可他觉得亏欠了农民，又以每斤提高5分钱的价格追加补偿，足足拿出了20万元，挨家挨户送到农民的手中。

高玉森对农民饱含深情，对自己却格外简朴。一次去省城参加优质品种颁奖会，他仍然穿着平常的工作服，助手们觉得有点影响专家的形象，劝他穿得体面一点。高玉森生气了：“我是去领奖，又不是去办婚礼，穿得干干净净就行。”高玉森整天忙于他的育种事业，无暇顾及吃穿住行，到过他住所的人，谁都不会相信他是一个远近闻名的育种专家。一碗豆腐汤，一盘炒青菜，一碗大米饭，是常年的食谱，而且吃得津津有味，他很少陪客人吃饭，不是舍不得钱，而是不愿意在推杯换盏中浪费时间。住的是一个不足六平米的小屋，一张木板床，一张小木桌，一台电视，一部电话，桌旁两个塑料凳，就是在这个“陋室”之中，凭借着几十载的钻研，高玉森让种子插上了翅膀。与小屋一墙之隔的是他的种子品种挂藏室，里面挂满了水稻试验品种，而奖杯证书之类的荣誉勋章却深藏在柜子里，很少示人，更不会拿这些东西说事。他常说：“名这个东西，有人需要，有人不需要，搞种子研究的人，如热衷于这些东西，下田的时间就会越来越少，那还能研究个啥。”正因为高玉森有这种以民为本，以土地为根，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大背景下，提供优质水稻品种，让农民尽快富裕起来的高尚情怀，才数十载在寂寞枯燥的试验田里心境无尘，苦苦坚守，尽管他已经步入老年，仍壮心不已，只要那颗心在跳动，就会坚守下去。

高玉森，一位辛勤的耕耘者，专注田畴，情系乡亲，淡泊名利，远离奢侈。不管是岁月更迭，还是时光流逝，只要一息尚存，就会苦苦坚守，把自己的情和爱倾注在事业上，像一介农夫，播撒智慧，栽种财富，收获喜悦，他的毕生梦想，让乡亲们远离饥饿，生活幸福。